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尤其是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了推动根据地建设，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党报党刊的宣传教育作用，各级党组织很看重报刊发行和阅读工作，将报刊发行量和阅读率作为推动党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时期的红色报刊研究中，有关报刊本身的内容和特色介绍较为多见，而对于红色报刊的发行、阅读及其社会影响问题，尚缺乏系统梳理和整体评价。尤其是对于这一时期的公共读报组织和个体阅读的研究，除了林绪武、管西荣以《红色中华》为例对苏区公共阅读进行了论述之外，相关论文甚为少见。本文从报刊发行、公共读报与私人阅读的角度，考察这一时期在推动报刊发行与阅读方面的成就与影响。

　　党报党刊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动群众运动、提高学习积极性的重要工具，也是广大党员群众进行时政学习的基本载体。从整体上看，建设的各种文化教育学习管理机关，以及出版的各类党报党刊，为广大党员群众的读报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土地革命战争之初，就很重视报刊工作，推动党报与基层党组织的学习工作相结合。1928年7月，中央制定《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提出要广泛设立读书报的小组，“宣传委员会即应指派一些不仅仅可以教读而且政治认识清楚的同志担任小组指导员的工作，以便利用这些小组作宣传的工具。”1929年，六届二中全会特别强调：“建立工厂小报要看成支部最重要的宣传工作。”工厂小报是党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舆论工具，工厂小报因陋就简，反映工人的具体意见和思想动态，对于凝聚工人力量，壮大党的工人基层组织起到重要作用。

　　为了进一步推广党报的发行，中央1930年3月26日发文指出：“党报的发行是很重要的，只有党报的广大发行，才能建立党与群众之间非常密切的联系，才能扩大党报在一般劳苦群众中的政治领导。党报在这一种秘密环境下，必须深入于每个支部，使所有支部的同志都经常的将党报分给群众，这是每一个员的政治任务。”党报的推广，从根本上还需要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能够有机会广泛了解和阅读。1930年5月，《红旗》又专文探讨了党员对党报的责任问题，指出：“党报的内容，无论如何丰富精彩，假使没有很好的发行工作将党报撒布到一般党员以及群众中间，则党报的作用亦就等于失掉。因此，每个党员必须认为推销党报，尤其是帮助建立全国全省发行交通网，是自己的一种天职，要使党报经过发行交通网的传递，达到支部中去，更推销到群众中去，不仅是负责党报发行工作者的责任，而且是每个党员的责任。”1930年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通过了《中国最近的组织任务》，提出：“采取一切办法去改良和扩大发行机关。在组织党的刊物发行机关时，必须而且应当事先看到，有大量的党员尤其无党的工人群众是不识字的。因此，必须不仅注意将党的刊物发散到全国各处，而且同时必须做到使党的刊物内容真正能达到一切党员和同情的无产阶级群众中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组织特别的读报的小组，责成识字的党员各个人对于不识字的党员与表同情的工农分子，讲解党的刊物的内容。”组织党员群众以读报小组的形式推广集体读报，是扩大党报影响力的重要方式。《红旗日报》创刊后，中央通过《组织问题决议案》，要求：“在群众中党的支部应组织读‘红旗’的小组以扩大宣传。”可见，此类读报小组在党的宣传工作中有着重要作用。

　　1932年4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中央发行部提出：“要建立和健全发行工作，保障党的每一个决定和定期出版的刊物深入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使我们的刊物真正成为群众的集体宣传者与组织者，使每个工农群众都了解政治上的任务，使我们提出的每一个战斗任务，更胜利的来完成！”1933年1月，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往瑞金，党报党刊出版发行的重心也随之转移。中央对报刊宣传和发行工作较为重视，各类党报党刊在具体工作中突出了党性、群众性的办报方针。党的机关刊物《斗争》在《党报启事》一文中指出：“要使我们的党报变为真正党的领导的机关报，那不但需要党的领导者经常的写些指示文章，而且需要能够真实的反映党的下层的实际情形，也只有各级党部经常把实际的材料，和我们工作的缺点与经验告诉党报，党报才能更具体的起（到）它的领导作用。因此党报希望省委、县委、区委、支部以及全党同志能够经常写文章做通讯，按集材料，来供给党报，同党报建立经常的关系。如若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时，也可写信给党报，党报一定负责答复。” 党报是联系党员和实际在做的工作的纽带，只有发动广大党员读报、写稿，它才能真正体现为党员服务的特性。而要让更多的党员有机会阅读党报，则必须格外的重视党报的发行工作。而党员则是党报发行的责任人，使每个党员通过种种途径阅读党报，并设法推广党报，是各级党委和各类党报党刊在宣传中强调的重点内容。

　　在十年内战时期，对红色根据地实行文化封锁，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很难阅读来自“白区”的报刊，但在各红色根据地，各级党委很看重报刊的政治宣传和指导作用，如闽西苏维埃政府在1931年4月的一份《通知》中强调：“《红报》不只是单纯的宣传教育的作用，不能当着寻常的报纸、刊物宣传品一样看待，他在革命的过程中，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工作领导斗争的任务⋯⋯《红报》上发表的言论，是等于政府通告一样重要。”报刊是党和政府的喉舌，由各级党委领导的基层组织，以列宁室、黑板报、识字组、读报组、冬学、夜校、民众学校为依托，进行文化教育活动，将识字与读报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推动了红色报刊的发行与阅读。

　　在苏区，党政机关、团体、军队都将报刊发行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设法加以推广。“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于1932年创办的《红星画报》每期发行曾达7000至1万份。1931年7月，共青团苏区中央创办了《青年实话》，它规定了销售优待办法，刊登广告，广泛征求订户。它又在各县城和很多区乡都有代销处。《青年实话》还在瑞金、汀州等地组织少年儿童叫卖队叫卖报纸。它又在红军各部队建立分销所。由于努力扩大发行，到1933年11月，《青年实线万份，成为江西苏区最畅销的报刊之一。”1932年，湘赣省委创办的《红旗》共出版14期，“每次印发五千到六千份。《红旗》在群众中很有影响，群众看的很多不够分配，因印刷困难不能够满足需要。各县除极少数的县份外，都出版了党报，如茶陵萍乡安福等。”《湘赣红旗》创办于1931年11月，是湘赣苏区省委的机关报，“石印，半月刊，每期印发5000—6000份。”这些报刊立足于红色根据地，成为联系各级党组织、军队指战员和广大群众的纽带，对于根据地的干部群众而言，阅读党报党刊不仅是政治任务，也是融入集体生活的重要方式。

　　各根据地依托党的发行组织、邮政系统、代售处、零售点，大力开展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体现了党办报刊的多渠道发行方式。《红色中华》第93期第4版以“红中编委”的名义，刊发了一份号召书。要求“每个本报的读者同志，都应该来参加这个突破运动，而且要举行竞赛，因为本报的销路的扩大，就是本报的影响更加深入到群众中，也就是本报负起更大的领导革命的战斗任务！”

　　在中央苏区，随着政治宣传和群众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报刊的发行量得到迅速增加。1934年，“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到四万份，《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为了突破四万份，《红色中华》开展优惠订阅活动：“读者若介绍5个订户，赠报1份、信封信纸各5个；介绍10个，赠品加倍；介绍10个以上者特别赠品；成绩优良的个人或团体除赠报及送奖外，还要在该报专栏《红匾》上登载他的名字。”尽管发行量与有效阅读率之间有一定差距，但大量红色报刊已在广大乡村传播，对推动群众读报运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广泛发动群众，推广发行，扩大党报的影响力。《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中便指出：“本报在初出版时期，印刷，及其各项物质条件，都有不少困难。我们要在困难中来进行上列工作。要求阅读本报的同志们，将他对于苏维埃的意见与工作经验多多写来在本报发表，使本报成为苏维埃的指针，大家努力吧。”立足群众办报，让普通群众能够读报，是《红色中华》大力开展通俗化工作的重要体现，该报曾呼吁：“要建立和健全发行工作，保障党的每一个决定和定期出版的刊物深入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使我们的刊物真正成为群众的集体宣传者和组织者，使每个工农群众都了解政治上的任务，使我们提出的每一个战斗任务，更胜利的来完成！”李富春从健全《红色中华》发行网的角度，要求“每村将应找出推销者，每个大的村或圩坞均应有叫卖的组织”。闽西特委为了推广《红报》，要求“各乡应普遍设立《红报》张贴处，规定时间由政府文化部派人向群众宣读”。闽西苏维埃政府为了扩大《红报》的发行，“决定各级政府和公共看报处，以及白域由政府送读张贴之外，要发动各群众团体机关（如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读报团、新剧团及其他革命团体，文化团体、机关、学校、商店）个人起来订阅《红报》”。让工农群众识字、读报，了解党的政策，通过报刊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是各级党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在各红色革命根据地，广泛地设立了夜校、识字组、读报会、阅报班、读报组、列宁室，在中央苏区，组织群众识字与读《红色中华》和其他红色报刊，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广大红军和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夜校和各种识字班学习，通过集体学习的方式更广泛地接触到红色报刊。

　　在苏区，广大群众的整体文化水平仍然很低，一些地区绝大部分群众仍然是文盲和半文盲，即便在当时的文化教育典型福建上杭县才溪乡，通过大力开展扫盲运动，“在1934年1月，全乡有8782人，除小孩外有6400余人，能看《斗争》的约有8%，能看《红色中华》与写浅白信的约有6%”。在鄂豫皖苏区，“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占人口总数90% 以上的人都是文盲。黄安县青壮年中，文盲占95%”。显然，要在广大群众中普及报刊阅读，存在比较大困难。苏区报刊要实现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和组织群众的目的，就一定要通过“读—听”结合的方式，大力推广公共读报活动。“每乡每村的识字班和夜学及俱乐部，应有读报组的组织”。通过列宁室、俱乐部、夜校、识字班等组织，广泛开展集体读报活动，通过读报员的读报与讲报活动，吸引广大群众听讲，才可以做到实际的宣传效果。

　　因此，如何指导工农群众读报和听报是各级党委和苏维埃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赣东北苏区1932年制定的《指导群众读报条例》指出：“为要加强对苏区内工农群众的政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起见，将苏区内各种报纸（红旗报，列宁青年报，工农报，红军报等），所载的文字消息传达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使他们完全了解。组织读报会是主要办法之一。”读报会以报刊为阅读载体，需要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教员进行“领读”和讲解。如中央劳动部红军家属夜校的三个教员，其中一个担任读报员，“读报课，差不多隔二天就轮流一次，（红色中华报出版的那一天）他们最喜欢听前方的胜利消息，和各地的动员情形”。这表明，苏区报刊的基本功能是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和加强群众的政治教育，通过群众读报活动，报刊新闻文本转化为“新闻故事”，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报纸的宣教作用如何得以体现，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而普通群众对报纸的作用和功能缺乏应有的认知，尤其是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而言，他们不能直接阅读报刊，必须借助于读报员这一媒介来了解报刊的内容。显然，各种读报组织在苏区社会教育和政治宣教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从当时各地苏区党委颁布的文件看，涉及读报、讲报工作的内容较多，尤其就如何发挥读报组、读报团的作用，进行具体指导。如湘赣省委在有关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中指出：“【红旗】报就是省委对各级党部实际在做的工作领导的材料，各级宣传组织应领导同志划分读报组，使每同志都明瞭【红旗】的内容，而实际的做【红旗】发行网和读报组，应普遍建立于贫农团工会及反帝大同盟的小组内，党员应积极领导这一工作。”除了《红旗》之外，湘赣省委对《列宁青年》的发行和阅读也很看重，指出：“各级宣传科应领导同志划分读报组，使每个同志都明了《列宁青年》的内容。而须要实际建立《列宁青年》发行纲［网］和读报组，应普遍建立于少队、童团、反帝青年部、青工部的小组内，团员应积极去领导这一工作。”闽西苏区苏维埃政府将建立读报团作为贯彻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解决很多问题的重要策略，并提出，必须大力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读报，而且，“儿童团应当做卖报的工作”，在红五月当中，建立读报团，“是一个文化的中心工作”。而列宁小学校须按要求建立读报组，“专读‘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少共先锋’等各种报纸”。可见，各级党组织充分重视读报团、读报组、读者会的建设，希望能够通过在乡村广泛建立读报组织，使“报纸下乡”能够收到实效，能够让广大群众及时通过报纸了解党的政策，促进党政军民的团结，推动群众运动的广泛开展。

　　在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推动下，各地读报组织结合自己特点开展集体读报活动，不少列宁室、俱乐部、读报团、读报会通过制定相关规则，采取有力措施推进读报活动。1933年5月，《读报问题》一文就提出：“列宁室主要读《红色中华》及各军团军政治部的机关报，订阅《红色中华》等报若干期若干份，读报要有组织性，联合买报的班组成一个读报单位，选文化程度较高者读报，阅读重要消息。”闽浙赣省苏维埃大会要求各村的俱乐部开展读报工作。“区读报员于每一期报来，集读报员开联席会议，解释报的内容，讨论读报的技术，并有计划的轮流检查各村的读报工作。征求工农固定读者，虽获得较好的成绩，还须继续征求，增加工农读报者的数量，推广工农报的宣传教育作用”。闽浙赣省苏维埃教育部在1933年七八两个月的工作中，要求各乡普遍设立俱乐部，“10个县的总数357个”。各俱乐部应“读报八次”。各县发展工农报固定读者，应达到如下表规定的数字：

　　中央苏区要求各俱乐部成立讲报队，对怎么样开展讲报工作进行了具体规定：“讲报队选总队长一人，分队长若干（三人至七人）。队长最好是列小或夜校的教员。总队长将各种报纸屡期的要文，选择出来，交给分队长，到各夜校小学等去，用讲故事的方式讲给学生听，讲了以后，即在学生中挑选优秀分子，组成六个讲报队，拿着报纸，出发流通宣讲。因此，这个工作必须与消灭文盲小组（即夜校，识字班的学习教育小组），取得最密切的联系。”赣东北苏区在指导群众读报工作中，要求每村组织一个读报会，“凡是革命男女群众自十岁以上均须加入，十岁以下者听其自愿。读报会主任由村苏主席兼任（或其他人兼亦可）”。各级党委直接领导读报会的工作，“读报总指导员每七天须召集各区读报指导员开会一次，即读七日内出版的各报，并解释各报上所载的文字［章］消息的内容及疑难字句”。最后，村读报委员“须召集全村群众开读报会，清晰明朗的读给群众听，同时详细解释务使群众明了报纸上所载的文字［章］消息的内容（读报后并须将报张贴于阅报处），并对于能够读报的群众负指导及解释的责任”。通过三级读报活动的开展，使党报党刊的重要内容在读报员的领读下得到详细讲解，广大群众通过参加读报会，在听讲的过程中，增强对报刊新闻的认知和党的方针政策的了解。

　　在苏区各级党委和苏维埃政府的推动下，苏区读报活动得以广泛开展，并取得了明显成效。1932年，萧锋在第一期列宁团校学习时，列宁室是学员最爱去的地方，室内除了马列著作等书籍外，“还有苏区中央局主办的《斗争》、《红色中华》报，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少共中央主办的《青年实话》等报刊”。每天晚饭后，学员们三三两两到列宁室“读书看报，讨论战争形势，学习文化”。列宁室成为他们“互教、互学最愉快的场所。”1933 年仲夏，李贞在瑞金党校学习期间就遇到了报纸匮乏的困境，“最喜欢看《红星报》和《红色中华报》。可是这两种报纸全班才各有一份。她只好等其他同志看完了再看。”据1933年10月8日的《红星》报报道，机关部门“大多数同志（包括通信员勤务员）□都购买《斗争》《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等报，并在列宁室领导下，组织读报组”。在福建明溪的列宁室，陈列了不少报刊，“如中央和省各机关出版的《红色中华》《斗争》《红星》《苏区工人》《红色闽赣》等”。通过公共读报活动，“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使群众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于1933年1月在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后，提及上才溪的俱乐部所设立的读报团，“逢圩日（五天一圩）读《斗争》《红中》及《通知》《阶级分析》等，每次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瑞京下肖区官山乡的讲报团由小学教员担任读报员，并负责宣讲。“每只屋子都产生三人至五人的听报员，两天每屋子轮流一人前去学校里听讲，回来后再传达给这一屋子的群众”。讲报员在讲报过程中，“废除了死板的念读，抓住了中心精要的题目，讲完后再进行问答，结果听的人特别高兴。大家都说：‘回来定要传达，后日［日后］不要喊，吃了午饭一定要来’”。此外，红军队伍中的读报组“每接到《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斗争》等报纸和师团的通讯，若在行军中，便利用休息时读给大家听；在驻扎时则利用午饭后读报；在作战时则利用时机或防御战时读之”。这说明，通过讲报员的精心讲解，听报员事实上已成为报刊的“传达员”，他们在听报之后，通过二次讲解和传播，使乡村社会的集体读报与听报活动得以不断拓展，为党的群众工作与文化活动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红色根据地的私人读报记录，相关的一手史料较少，应该说，日记是研究读者读报活动的核心材料。但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能够坚持记日记并能够保留下来者非常难得，在大量革命老人的回忆录中，读报也不是他们讲述的重点，我们只可以选择一些零散的材料作一些局部的探讨。

　　从青年时代就很喜欢阅读报刊，早在东山小学读书期间，他就阅读《时务报》等报刊，在北大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期间，他有更多机会和时间浏览各种报刊。之后，他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则是兼具报人与读者的身份，不仅自己阅读大量报刊，还经常与同学、朋友谈论报刊内容。1921年1月21日，他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称：“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期间，就很看重报刊教育和引导工农群众的作用，同时也设法与外界取得联系，通过种种途径阅读党报。1929年11月28日，他在《致中央》的信中指出：“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他还在同时写信给李立三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1931年，《红色中华》创刊后，十分重视它的宣传教育作用，经常给该报写稿并就报刊编辑发行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一些红军的高级指战员在作战之余，对报刊新闻是颇为留意的。如萧劲光1931年12月任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他很注重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少先进经验被中央苏区的报刊所登载。他回忆：“1932年，从这一时期中央根据地的《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报刊上，都能够正常的看到报道当时苏区军民欢迎红五军团的情景。这说明，当时我们党为了争取这支部队走上革命的道路，是花了心血的。”显然，他经常关注《红色中华》的新闻报道。陈丕显对《红色中华》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回忆：“刚上油山时，我们的精神食粮十分缺乏，身边只有《雇佣劳动与资本》《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左’派幼稚病》等书籍，几张旧的《红色中华报》以及《东方志》《小说月报》等报刊。大家在行军的时候抢着背，住下的时候抢着读。大家翻来翻去，这些书刊被翻得破破烂烂，封面裱了又裱，里面补了又补。”陈伯钧也是《红色中华》的忠实读者，他多次记载了阅读该报的经历。如1934年4月12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午后，修改三月份月终工作报告，并看《红色中华》一六八期的于都事件。”7月 28日，他读报得知：“希特勒政府内讧，挺进队解散，有坍台势。”8月11日，他读《红色中华》新闻：“我抗日先遣队已过闽江将抵水口”。这些零散的记载虽无内在联系，但表明红军高中级将领在戎马倥偬中都有机会阅读《红色中华》，并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有关中央红军长征的消息，许多红军高级将领都不清楚内情。《红色中华》则通过“委婉”的方式，让部队官员领会“中央的精神”。杨成武在回忆长征开始时的情形时说：“这次战略转移，确实来得比较突然。那是九月初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吃饭，通信员给我送来一份《红色中华》，报上刊登了洛甫同志的一篇文章，文章中透露了中央红军将采取‘新战略’的消息。我当即放下手头的饭碗，去找我的上级，二师政委刘亚楼同志。在一间小屋里我找到了他，他也正拿着《红色中华》在看。原来，事前他也不了解这一个消息。我们推测，这绝非洛甫同志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的决定。”王首道也证实了《红色中华》所登张闻天文章的影响。他回忆：“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撤去根据地，究竟去何处，无人知晓。闻天同志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写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中说：‘我们不得已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我们一定要冲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闻天同志的这篇文章，为红移进行了思想准备。”黄克诚也是在阅读这篇社论后，“觉察到临时中央已打算放弃中央苏区，有向外线转移的迹象”。这表明，《红色中华》作为中央的机关报，其刊发人的权威文章，是理解中央重要决策的信息来源。

　　个别红军指战员的读报活动通过其日记得以呈现。如担任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的赵镕，在其《长征日记》中记载了1933年12月至1936年10月的个人见闻，是了解红军长征的鲜活史料。其中，他多次提及阅读《红色中华》《红星》《斗争》等报刊的经历。如1933年12月24日记载：“昨日，我在宋裕和局长那里见到了一份《红色中华》，上面登载着一张统计表，是记载我主力军自1931年1月至1933年9月的战绩的（游击队和地方部队战绩未列入）” ，他抄录了这份表格：

　　赵镕的记录，反映了中央苏区在历次反围剿中所取得的重要战果，作为从事后勤保障工作的高级将领，他对部队中的报刊颇为留意。如1934年1月29日，他在总供给部看到一张头天出版的红色小报，“介绍了两年前发生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日的‘一·二八’事件的经过。”2月15日，他备课后，“在一本《斗争》上，看到了一份《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党在目前的任务是攻打中心城市，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决议中还把中间派，例如十九路军蔡廷锴部队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号召全党‘应该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这份，说明党内左倾思想有较大的影响，但赵镕并没有作具体评价。3月25日，他看到3月15日出版的《红星》第33期第3版登载：“于1933年8月决定，组建第九兵团，以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治委员⋯⋯”这虽然是半年前的任命，但《红色中华》刊登这则旧闻，与赵F所在的第九兵团有关，他特地在日记中记下。6月29日，他看到23日的《红色中华》登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出卖华北宣言》。他特别强调：“我们认真学习了一遍。”这也代表着《红色中华》上发布的，是各级指战员学习的“文本”，读报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对了解中央政策有着重要作用。

　　红军长征开始后，赵镕所在的红九军团于1935年1月8日，“恢复了其机关报—《战斗报》。”红一军团还创办了《战士报》，1月9日，赵镕有机会读到该报。他在日记中记载：“红一军目前在湄潭、遵义间的鲤鱼坝休整。今天，他们送给我军团5日出版的《战士报》若干份，全版都是关于红一师渡乌江的经过，连篇报道了渡江英雄的事迹。从报道中得知：1月2日首次渡江未能成功，3日9时再次渡江，在火力掩护下，用竹筏渡过去20余人，击溃了敌人的增援反扑，接着后续渡江部队向敌猛打、猛冲、猛追，终于胜利地打过了江。”渡过乌江天险，是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之举。赵F通过《战士报》了解到这一重大胜利消息，深受鼓舞。第二天，他在日记中描写了官兵读报的情形：“因天气严寒，各科及兵站、运输队、监护连的同志们都围在炉火旁，有的讨论工作规划，有的在兴致勃勃地阅看北平《晨报》，上海《申报》，贵州省报。一些报纸把红军讲得像天兵天将，一些报纸把红军骂得狗血淋头，闹得战士们啼笑皆非！”彼时，红九军团在湄潭“扩军600多人”，五天后，决定中国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召开。赵镕在长征留下的珍贵读报记录，为研究红军官兵在极为艰苦条件下的读报活动，提供了可靠的史料。

　　红军长征结束后，陕北红军的重要领导人郭洪涛撰写了《红26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一文，刊登在《西北斗争》上，他回忆：“这篇文章拥护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及北方代表的错误观点。长期以来，我为写过这篇文章而犯的错误深为内疚，多次作过自我批评。”此类对肃反运动进行反思的文章，能够在党刊上登出，说明“左”倾错误路线已得到纠正。而红军长征的故事，后来也在一些报刊刊出。如在回忆录中提及：“《共产国际》刊物1936年登过一篇文章，名为《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远征》，其中一段这样写道：‘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过18岁以上的战斗员。’”这些例子说明，尽管红军指战员很难及时收阅报刊，但偶尔的阅报活动，往往令他们颇有心得，难以忘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办了大量报刊，报刊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的重要舆论工具，也是发动群众推动革命活动的重要“武器”。但检验报刊传播效果的是读者，读者作为报刊消费的实现者，他们在特定时空中的阅读、学习与宣传，对于报刊价值的实现，起到关键作用。基于传播网络和受众整体文化水平低下的现实，党报党刊要体现其“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鼓动者的作用，就必须依靠群众性组织进行集体动员。因此，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是各级党组织在报刊发行与阅读工作中的重要任务和目的所在。无论是报刊发行网络建设还是各类读报组的发展，不能离开各级党委和苏维埃政府的组织、宣传和具体指导。读报是各类列宁室、俱乐部、夜校、学校、识字班、读报组的重要任务，通过各级读报员的讲读，报刊文本在二次传播中进入群众的认知系统，成为他们了解时政、学习文化的基本对象。通过读报员的宣读和识字的结合，报刊又成为扫盲的教科书，成为提高群众识字水平的重要载体。读—听—写活动的有机结合，从整体上提高了群众的阅听能力，为逐步推动广大群众的报刊阅读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报刊发行、公共阅读与私人阅读结合的角度看，报刊宣传教育工作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网络，实现了全党办报与群众读报的有机统一。

　　党报党刊强调集体动员、集体阅读，但个体如何读报，报刊又如何对个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则一定要通过个体的读报经历加以证实。应该看到，在红色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由于环境复杂，能够记录私人读报活动的读者较为少见。高级指战员虽然读报的机会较多，但他们未必有意记录。从当时红色报刊的宣传看，干部群众的集体阅读蔚然成风，但个体的阅读则强调“自得”，这就需要更加多的阅读文本加以证实。在革命岁月，报刊的流动与革命队伍的流动，在空间上并非一致。红军指战员在战斗的空隙中固然可以偶尔读报，但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将读报作为日常生活的“仪式”，却在客观上存在诸多困难。因此，即便是那些坚持写日记的高中级指战员，也只能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留下报刊新闻的碎片化记录。但这些记录弥足珍贵，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红色报刊的传播和阅读的情形，对我们“重访”红色报刊阅读史，具备极其重大意义。